③《宪法》第99条、第100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8条、第43条、第44条。

在当前中文法学文献中曝光度不那么高的意大利，其实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本文所指的具体审查，或称具体的合宪性审查，是指针对法规范在具体司法适用中呈现出的疑似违宪效果，由有权机关对该规范作出合宪与否之判断及相应处分的程序，且原审案件依赖于合宪性判断以完成判决。

这样看来，作为审查机关——不止是从《立法法》，更是首先从《宪法》那里被授予了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不是必须允许被质疑的法规范有被通知、被自行修改或废止的机会？其实未必。由此至今，宪法实施在两条彼此呼应的路径上继续着不懈的探索：路径之一，是审判机关在非审查意义上的实施。但如上所述，这种可行性仍旧依赖于、受制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化程度及其实践状况，孱弱的合宪性审查会是合宪性解释的制度瓶颈，因此，合宪性解释终究不能替代应当由具体审查来扮演的角色。早在1980年代中期，龚祥瑞先生在其《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中，对具体审查的概念作了简洁的阐述：他把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分为普通法院审查制度和宪法法院审查制度，而在宪法法院的审查形式之中，就包含有具体审查——他称之为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对有关的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并在判决书上宣布有关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宪法的规范性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形式意义的宪法，可以提供实质意义的规范，或者说可以成为法的渊源，但并不要求每一分句都是法。

参见［意］罗伯特·隆波里：《意大利宪法法院》，载［意］罗伯特·隆波里等：《意大利法概要》，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参见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33页。因而，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1]「医療安全調査委員会設置法案（仮称）大綱案」（2008年6月）。为了能让包罗性与专业性共存，一方面要在平时确保必要的专门人才，并对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预先登记，以便在个别领域有事故调查必要时能获得快速的协作。而事故预防调查就是要发现这种一般观念的缺陷，也就是被忽视的事故原因。4月2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应邀来华参与调查。

也就是说，事故责任调查是与事故相伴而生的。从已有种种防止对策为何不能发挥功能来看，连法律法规自身也能成为事故的要因。

事故调查中心是我国民航唯一的专职事故调查机构，承担我国民航事故调查专职化、独立化、国际化建设的重任。与大纲案相比，这一制度院内事故调查的色彩更为浓厚。[2] 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波音737-800型B-1791号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四、两种事故调查的合法要件 作为一种行政调查，事故调查应当遵守法治原则，需要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这里的评价并不是对其他机关调查的妥当与否进行检证，而只是从消费者安全的角度对其他机关的调查报告重新读取，为探索防止事故再次发生而解明原因，探讨是否还有其他残留的情况。但这是不利于事故调查的展开的。再次，在调查的对象上，事故调查大于刑事侦查。所谓独立性，是指事故调查机关的目的在于预防事故和防止再次发生，不受追求其他目的的组织和制度的影响，可独自进行调查，作出判断。

在适用令状主义的问题上，日本宪法第35条给公共机构侵害私有空间和物品行为规定了特别的程序，对任何人的住所、文件以及持有物不得侵入、搜查或扣押。而强制调查则是备以某种法的或物理性强制措施开展调查，具体又分为间接强制调查与实力强制调查，间接强制调查是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时将予以处罚或者其他不利措施，实力强制调查是调查机关在被拒绝调查时采取即时强制措施实现调查。

在1971年接连发生几起航空事故之后，1974年设立了常设性的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航空事故的原因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调查程序、犯罪侦查、刑事程序和日本宪法第35条的关系与和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的关系在构造上是不同的。

其二，现实中容易被追责的是事故现场的个人，而事故预防调查视为应当采取防止再发对策的主体者，可能并不是事故现场的个人，而更可能是进行职场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等经营部门和策划部门，甚至是业界的习惯做法。不过，为了实现自身的特殊功能，事故预防调查在程序上也有一定的特色。参见汤俪瑾：《论行政调查正当程序中的令状主义原则》，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调查处理条例》第27条规定：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其一，事故预防调查的成果会改变法律世界里的常识。首先，在调查的主体上，事故行政调查机关是行政机关（在人员上还包括由行政机关委托的其他机关和专家），而刑事侦查机关则具有专属性。

这是根据行政调查有无实效性保障手段作出的区分。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不仅仅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还包括事故发生的背景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等。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发生安全事故，就应当展开调查，以便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这种反差也让反思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的妥当性成为必要。这种质问调查规定并不违反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在存在合作的事故调查中，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换就会相对顺畅一些，但问题同样也存在。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在事故之日起30天内，调查组织国须向国际民航组织和参与调查国发送调查初步报告，其内容通常为当前所获取的事实信息，不包括事故原因分析及结论。第35条规定：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调查中查明的事实。

不过，这里的启动条件、考虑因素并无规定。事故责任调查之所以调查原因，是要根据在某案件中能否发现法律（刑法、各种行业法、民法等）所规定的剧本（将事实带入禁止某行为的法规范）来判定法律责任，在此限度内探求原因，而在事故预防调查中，并没有事前确定了的剧本。

责难或追究责任不是本活动的目的。独立的事故调查机关承担的工作不仅仅是事故原因的调查，还包括提出防止事故发生的建设性意见，给受害人等提供适当信息，甚至还有平时对事故记录的管理、利用和安全教育，但并不参与事故的责任追究和处理

外部专家的参与也是事故调查与行政活动中其他个别调查的一点区别。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不属于被排除事项，也能适用该条例。

简言之，风险社会中有诸多不确定的未知因素，事故预防调查就是要查明过去事故的原因，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习得的知识也要应用于新的实践，仅仅通过追究法律责任是无法实现安全保障制度更新的目的的。（一）事故调查的容许性 发生安全事故，当然应当展开调查。[25]而事故行政调查则较为广泛：既有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也有可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事实。因而，追究刑事责任就变成以个人为对象，仅在必要部分进行调查，其结果就是不能查明真正的事故原因。

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查处理条例》）这一一般性行政法规。摘要:  安全事故的行政调查对于事故处理和事故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事故调查违法就可能导致事故处理决定违法。对于这样的调查行为原则上不需要法律保留。

[24]在调查或评价完成之后，就调查结果形成报告书。[6]事故预防调查并不考虑责任的认定和归属，而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事故原因的探究上，相较于事故责任调查也更有可能查明原因真相。